自西晋灭亡之后，中国的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局面，拓跋氏统一北方，建立魏国，后来分裂而为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，这是所谓北朝。

　　北魏开国之初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对汉文化的接受并不太重视，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，才大力提倡汉文化和崇信佛教，自汉代传入我国的佛教渐趋兴盛，造塔和造像之风盛行。同时，碑刻作为墓葬的组成部分，得以重兴；墓志也开始大量出现。这些变化，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

　　晋室南迁至灭亡，从公元３１７年至４２０年，历１０４年，后为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所代。这是所谓南朝。南朝继承东晋的风气，上至帝王，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书法。但“南朝禁碑，至齐未驰”，因此碑版寥落稀少，书法作品传世的，多以尺牍、书札等墨迹为主。

　　南北朝时代对峙分裂的局面，造成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地域、习俗等方面发展的不同，书法也不例外。南北书风的差异，表现在许多方面。

　　其一，书家群体的不同。南朝书家多是上层贵族人士，而北朝书家则多为无名人物，这一点，通过唐朝窦臮《述书赋》中所集双方人物数量就可以看出：南朝共８２人，北朝则只有１人（刘珉），虽然现在发现的书迹中又出现了一些重要人物如郑道昭等，在数量上还是南朝占优。当然，应当说明，窦氏所依据的主要是墨迹，而北朝书家在这一方面的活动相对不那么突出。

　　其二，书迹形式的不同。南朝以尺牍为典型，北朝则以石刻为大宗。前者是东晋流风的延续，后者则遥接汉代传统。这两点，共同反映出南北双方对于书法的功能、意义、价值的认识是有区别的：前者重视其对主体精神的展现功能，后者则重视其现实的应用性和美化作用。这种区别，也可以从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的有关论述中看出来。

　　第三，主要应用字体的差别。南朝继承东晋传统，行草是书写时的主要字体，而北朝则主要使用正在不断演变形质的隶楷错变的字体。

　　这三方面综合起来，形成了南北书风的整体差异：一风流妍妙，一质朴厚重；一温婉妩媚，一豪健雄放；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当然，我们这样分析，并非将南北截然对峙起来。实际上，在北朝仍然有许多喜爱行草书法的人物，只是书迹至今没有发现罢了；在南朝，民间或边地的石刻的书写风格、与北朝的也存在相当多的相同点。这表明，一定的分野固然存在，但当外部条件类似时，这种分界可能就不那么清晰了。此外，需要指出的是，在南北朝的晚期，南北之间的书风差异随着社会的逐渐融合，也逐渐开始弥合，这一趋势至隋代演为主流，从而使书法艺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　　一、南朝名家

　　南朝书法的主体与东晋相似，以贵族阶层为核心，其书风也主要继承东晋流风，爱妍薄质，尤其推崇王献之书风，南梁时贬低献之、褒举锺繇，情况才发生变化。代表性书家有：

　　羊欣（３７０～４４２），字敬元，泰山南城（今山东费县）人。官至中散大夫。幼学书，得舅氏王献之之法，兼善隶、行、草书，见重于当时，为献之之后书名最重的书家。时谚有云“买王得羊，不失所望”，相传献之书中风神较弱者，往往为羊欣所书。袁昂《古今书评》曰：“羊欣书如大家婢作夫人，虽处其位，而举止羞涩。”著有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。传世有《笔精帖》。

　　王僧虔（４２６～４８５），琅琊临沂（今山东临沂）人。王羲之四代孙，王珣孙。宋时官至尚书令，入齐，转侍中。少时即善书，宋文帝以为胜献之。梁武帝尝评其书“如王、谢家子弟，纵复不端正，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”。齐高帝萧道成曾与僧虔赌书，问：“谁为第一？对曰：“臣书臣中第一，陛下书帝中第一。”存世《太子舍人王琰帖》，四行，３２字。体势方扁厚朴，用笔沉稳工致，韵意苍劲老到，恭谨而端丽。著作有《论书》、《笔意赞》等。

　　王僧虔之子王慈、王志，书名虽不高，但却有墨迹传世。王慈（４５１～４９１），字伯宝，琅琊人，官至冠军将军，东海太守。书迹有《尊体安和帖》、《汝比帖》、《柏酒帖》，皆存于唐摹《万岁通天帖》中。书风洒脱飘逸，较小王更为放纵，值得重视。王志字次道，累官散骑常侍，金紫光禄大夫。书作有《一日无申帖》，笔势险峻，结体严谨。

　　萧子云（４８９～５４９），字景乔，南兰陵（今江苏常州）人。仕至国子祭酒，人称“萧祭酒”。工草、隶，又创小篆飞白，为世楷法，“润色锺门”（《述书赋》），善效钟王而微变字体。其书深为梁武帝所重，以为能与钟繇争先。

　　智永（生卒年不详），俗姓王，名法极，王羲之七代孙。相传曾居永欣寺专意临书三十年，写真草千文八百余本。所退笔头，埋为“笔冢”。请书者如市，门限为穿，以铁叶裹之，号“铁门限”。其书精熟过人，兼善诸体，以楷书草书为最佳，是“二王”书法承上启下的人物，对于传播二王书风功不可没。明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评智永书：“笔力纵横，真草兼备，绰有祖风，为一时推重。”

　　其真草《千字文》流传广远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今存真迹一本，藏于日本。笔法精严而不拘谨，结构端庄而不板滞，章法虽字字独立而气息统一，整体风格于平淡中蕴深意，典雅含蓄、自然生趣。苏轼曾评论他的书法说：“永禅师书，骨气深稳，体兼众妙，精能之至，反造疏淡，如观陶彭泽诗，初若散缓不收，反复不一，乃识其奇趣。”可谓独具只眼。

　　这些书家，虽然开创性比东晋书家稍逊，但他们的存在和努力，深化了东晋以来的书法观念，使东晋书法成为一种传统。

　　二、南朝碑刻

　　南朝由于禁碑，碑刻数量不多，但也有一些墓志，如《吕超墓志》、《刘怀民墓志》、《刘岱墓志》等；有少量的碑刻，如《萧憺碑》、《爨龙颜碑》；摩崖则有《瘗鹤铭》等。

　　《爨龙颜碑》立于刘宋大明二年（４５８），与东晋的《爨宝子碑》合称“二爨”。爨道庆撰文。因其碑比《爨宝子碑》大，故又称“大爨”。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辑》中评谓“若轩辕古圣，端冕垂裳”。《爨龙颜碑》已经基本删汰了隶书的笔划形貌，但在点划的穿插布置上，仍留有许多隶书的意味，致使结构倾倒欹侧、长短错落，初看似极稚拙，而细细品味，却又含有高古浑朴的妙趣。

　　《瘗鹤铭》，南梁天监十三年（公元５１４年）刻于丹徒焦山西麓摩崖上。今残存八十八字。世传为陶弘景书。其字姿态雍容安雅，如闲云野鹤，有飘然远举之致。宋黄山谷誉为“大字之祖”，清刘熙载认为“其举止历落，气体宏逸，令人味之不尽”。王澍云：“其书法虽已剥蚀，然萧疏淡远，固是神仙之迹。……大字如小字，唯《瘗鹤铭》之如意指挥，斯足当之。”

　　《刘怀民墓志》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（４６４）立石，全称《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》，山东益都出土。铭文十六行，每行十四字。《刘怀民墓志》书风古朴厚重，结体疏朗自然。其字体是隶书到楷书的过渡。

　　《萧憺碑》，南梁普通三年（５２２）立石，全称《始兴忠武王萧憺碑》。徐勉撰文，贝义渊书。康有为评其字如“长枪大戟”。书风卓伟雄强，体势宽博，与唐初《等慈寺碑》有相似处，可见南朝楷书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。